昔余尝至一乡，辄颓然靡然，昏昏冥冥，天地为之易位，日月为之失明，目为之眩，心为之荒惑，体为之败乱。问之人：“是何乡也？”曰：“酣适之方，甘旨之尝，以徜以徉，是为醉乡。”

呜呼！是为醉乡也欤？古人不余欺也[1]。吾尝闻夫刘伶、阮籍[2]之徒矣。当是时，神州陆沉，中原鼎沸，而天下之人，放纵恣肆，淋漓颠倒，相率入醉乡不已。而以吾所见，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或以为可以解忧云耳。夫忧之可以解者，非真忧也；夫果有其忧焉，抑亦不必解也，况醉乡实不能解其忧也。然则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

呜呼！自刘、阮以来，醉乡遍天下；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昏昏然，冥冥然，颓堕委靡，入而不知出焉。其不入而迷者，岂无其人者欤？而荒惑败乱者率指以为笑，则真醉乡之徒也已。

[1]“是为”二句：唐王绩《醉乡记》云：“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器械之用。”唐皇甫松有轶事小说《醉乡日月》，叙唐人饮酒生活。　[2]刘伶：字伯伦，西晋沛国（今安徽宿州）人。纵酒放诞，蔑视封建礼法，曾作《酒德颂》。阮籍（210—263）：字嗣宗，三国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蔑视礼教，在当时复杂政治斗争中常以醉酒保全自己。诗文以《咏怀》《大人先生传》《达生论》等著名。

纵观戴氏一生行实，他是一位积极入世的奋取者，早年即有志于明史的修撰，对于社会的黑暗和世人的麻木，常怀感慨忿怼之情，以致“诸公贵人畏其口，尤忌嫉之”（《清史稿·文苑传》）。

《醉乡记》是一篇骂世的杂文，写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作者当时三十一岁，在舒城（今属安徽）郭氏家当教书先生。他以辛辣的笔调讽刺、嘲弄了那群醉生梦死、潦倒颓废的封建士大夫，大声疾呼：“醉乡有人，天下无人矣。”由于本文多少反映了清初社会的某些现实，因而其锋芒所向就不仅仅是那些醉乡中人，而带有社会批判的色彩。这正是他自己所谓“余多幽忧感慨”（《药身说》）的性格的表露。

据传说，酒是上古时仪狄或杜康所造。三国时曹操有“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短歌行》）的唱叹，唐诗人李白却又有“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的哀吟，酒到底是解忧的良药，还是添愁的媒介，古人谁也没说清楚。然而在中国历史上，酒与士大夫结下了不解之缘，却是事实。文中所举的阮籍、刘伶，都是魏晋时代饮酒成癖的人物。阮籍为了逃避司马氏的联姻，一醉就是两个月（事见《晋书·阮籍传》）；他听说步兵校尉厨中有酒数百斛，就一心“求为步兵校尉”（《世说新语·任诞》）。刘伶饮酒更是怪诞，“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他们如此不顾死活地纵饮，或是为避世远祸，或是表示对礼法的蔑视，或是两者兼而有之，无非是借酒一浇心中的块垒，正如这篇《醉乡记》所说：“其间未尝有可乐者”。戴名世曾有一篇《一壶先生传》，以同情感叹的口吻描绘了一位好饮酒的一壶先生，联系本篇文意，作者对刘、阮的作为并没有明确否定的表示，可以说，作者本意并不是一概反对饮酒，而是痛恨现实中那些本无忧愁、胸无大志，却借“解忧”之名终日酩酊的无所作为者；作者所赞赏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那些“其不入而迷者”，是那些有进取精神的斗士。《醉乡记》的思想内涵已不为“醉乡”所局限，它给予人们的是积极生活的启示和不与腐朽社会同流合污的力量，它是一剂醒世的药方。

《醉乡记》可作三段来读。第一段，开门见山地用形象化的语言描述了醉乡昏昏冥冥、混沌未开的景象，五个排比句铿锵有力，极尽铺陈之能事，把醉乡中的一片混乱倒错的情景栩栩如生地表现了出来。下面，又借他人之口，用四个押韵的四字句形容醉乡的奇妙无比。全段至此仅七十余字，起伏跌宕，顿生波澜，在否定与肯定的矛盾对立中求得下文议论的展开，文章构思非同凡响。第二段是议论开始部分，用层层剥笋的手法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醉乡不乐，二是醉乡不能解忧，三是“入醉乡者，皆无有忧也”。三层意思步步为营，一环紧扣一环，犹如长江奔腾，一泻到海。第三段是议论的展开部分，对“醉乡遍天下”的现实予以鞭挞，对沉湎于醉乡、入不知出反而非笑醉乡之外头脑清醒者的全无心肝的庸夫俗子严厉斥责，因为这些“真醉乡之徒”早已无可救药了。全文仅三百余字，叙述流转灵活，富于变化；议论严密通晓，无懈可击，是一篇难得的妙文。